至2015年一号文件，我国已连续12年聚焦“三农”，充分说明政府对农业问题的重视，但我们可以认为对农业问题的这般重现，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中国的农业仍然落后，还没有实现成功转型。《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比美国落后约100年。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10倍，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10%。《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还指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可以出现停滞、中断或倒退现象等”。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农业转型问题。遗憾的是我国农业现状告诉我们，我国经济发展中农业地位是不相适应的，农业的现代化步伐拖了整个经济的后腿。
    近来，“粮贱伤农”不绝于耳，指三大粮食市场价格不断下跌，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自然，是“三农”问题就会引起社会关注。其实，“粮贱伤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回。1996年至1999年、2004年至2006年，都出现了“谷贱伤农”和土地撂荒。 但这次的轮回，伴随着产量高、库存量高、进口量高的“三高”叠加这种不符合市场逻辑的现象和土地“过曝”利用，可以说问题更严峻，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内粮食生产成本高企和市场价格相对国际市场的“堰塞湖”。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9月在《求是》发文称，目前国际大豆、玉米、小麦、大米价格分别比国内价格每吨低1175元、923元、626元和1143元。粮食产量不肖说，已是12连增，破共和国建国以来的连增记录。库存量方面，没有统计数据公开，只能据业内人士间接推算。即使15/16年度收购量会远低于上年度，恐怕中国仅玉米的库存也能达到2亿吨，加上小麦和稻谷，是什么概念。2009年，政府曾组织开展全国粮食库存大清查，清查结果表明，2009年3月末全国国有粮食企业粮食总库存4508亿斤，此数目不包括农民自己存储的口粮。拿现在的供求状况与2009年比较可以得出结论，现在的库存量肯定超过4508亿斤。关于进口量，今年的粮食进口量比去年几乎增加一倍。又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9月份我国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为313万吨，1-9月为2608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81.2%。
    产量为什么十二连增，价格的刺激使然；库存的增加呢，也是政策价与市场价差的套利使然；进口量的增加还是因为价格，内外巨大价差的套利使然，所以价格是核心问题。市场的价格信息功能不起作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政策干扰导致市场价格的“RNA”错误信息翻译和解读。我国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原理是用政策把市场托起来，让农民可以高价出售自己的粮食。本轮粮食市场价格的转折出现在2012年，首先下跌的是稻谷，而玉米市场崩溃是在今年。在粮食市场已经出现供过于求的基本面时，各级行政领导甚至学者却不停的告诫市场，我国的粮食市场供求关系仍是紧平衡，而不断提高的政策收购价一直在告诉生产者，种粮是有利可图的，甚至外国农民也读懂了信息，把粮食卖到中国去是有利可图的。政策执行的结果呢，无疑加剧了供应的过剩。等问题积累到无法解决时，比如说没有库容装了、财政亏损影响到预算平衡了、粮食陈化了，市场最终要告诉我们真实的故事，价格开始回归，而农民的种粮收益也就出问题了，于是舆论开始质疑为什么进口那么多粮食。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国内粮价走低，农民的利益受损，库存消化不了，都是因为进口，于是谈到进口的冲击，公众都很激愤，呼吁限制进口。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过去，买不到粮食，吃不上饭被认为是灾难，是风险。现在，我们认为可以买到大量便宜的进口粮食是灾难，损害了农民利益，也危害粮食安全，而对其加以限制反倒是造福于民，是确保粮食安全。有的提出用市场机制化解粮食高库存，那么就要遵守市场原则，除了降价以增加消费，笔者想不出更好办法。加工企业没有利润回报，不可能接受顺价粮。
    弗里德曼说，价格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有三个作用：第一，传递信息；第二，激励生产者采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第三，决定谁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多少。现在的农产品市场上由政府制定的价格有没有上述作用呢?没有！因为根本就不能够说明市场供求关系。美国金融期货之父利奥•梅拉梅德说，“用有效的方法来拙劣地修补自由的市场力量，将会产生不合规律的经济环境，从而产生不合规律的经济后果。”现在的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修补自由的市场力量，产生了异化的市场环境，从而导致市场机能退化殆尽的经济后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结果使生产者做决策时，首先不是看市场，而是看政府，农民实质上是在利用政策玩投机。政策干预过度，谷物期货市场已经成为摆设，因为期货市场的功能实现不了。
    笔者认为粮食安全，不是有形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这么简单的物理形态的满足问题，而是市场机制健全以及系统性的有利于促进农业组织体系健全、农业规模化、农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制度设计，保障农业生产潜力和保持高效率和竞争力。根据我国粮食库存的推算，按现在的消费水平，我国的库存消费比超过50%，甚至超过60%不应该感到惊讶，这远远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安全线17%的水平。如果不是粮食库容的不足，恐怕库存消费比还会继续攀升。较高的库存当然有利于安全，但并不是库存越多越好。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通过库存来保证粮食供求的绝对平衡，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无法支付。较低的粮食储备量，其实也并不可怕，只要有市场在有效运转，价格上涨这一市场信号会带来之后的粮食供应增加。2007年底发生的世界性粮食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得以克服，其原因不正是市场的信息功能体现吗。大大脱离市场买方可承受的保护价政策，不仅导致市场扭曲，市场机能退化，政策保护边际效率越来越低，也带来了腐败。政策主体既被赋予调控职能又要求赢利，则以国家名义垄断，以市场身份赢利，也就不可避免。
    那么，怎么破解“三高”叠加现象而又让农民的收入不至受粮食价格波动影响太大，根本上还是要走市场化道路，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完善农业保护政策。农业不该是低效配置资本和资源的领域，我们也不应该走日本、韩国等高价农业之路。利奥•梅拉梅德说，“今天，富国和穷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能否自由、有效的利用资源。”农业经济发展或是“三农”问题的解决也要靠资源的不断优化。资源优化，关键是粮食价格和要素价格实现由主体的自由意志的表达。粮食市场出现危机，价格信号会调动资源甚至全球资源以增加粮食供给；价格低了，说明过剩，就要缩减供应量。粮食市场价格自有波动，像自然规律一样。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生产效率不提高，小农生产规模、分散化种植，即使市场价格不跌，甚至保护价提高一倍，农民的收入又能提高多少？这个帐很容易算。以小麦加玉米为例，按现行市场价算，每亩一年的纯收入410元。南方稻谷主产区，早、晚稻模式，收入略高些，按市场价核算，也就700元左右。如果每家三、五亩地，一年收入也赶不上外出一个月工钱。
    我们的粮食单产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我们的效率不高。要提高整个农业的效率必须提高资源的优化水平，消除社会资本、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障碍，形成合理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打破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安排，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土地以不同的用途，释放土地资源的市场属性，保护土地产权。是自己的土地，才会用心打理、也会用企业精神来经营自己的田地，消除农业生产的副业化和兼业化。要改变农村土地的细碎化状态，稳定土地佃权，促进土地使用的规模化，提高农业的规模化水平、专业化水平，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使生产成本降下来，效率得以提升，农民的收入才能有效提高，也不至受粮价波动太大影响。指望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不仅牺牲了市场，更主要的是不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经验，还会阻碍农村城市化进程，降低农民收入的提高速度。当然，粮食生产成本的降低，最终出路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因此，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加快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是根本。
    我们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粮食的价值，不可能在关起门来的会议室秘密讨论和决定，只有市场的自由力量可以做出诚实的估价。要借鉴美国期货市场在保护农民利益中的作法，理顺价格形成机制，让中国的粮食期货市场找到应有的位置。其次，要不断完善农业补贴办法，包括研究休耕补贴政策的可行性，减少“黄箱政策”的使用，而多用“绿箱政策”和绿色农业补贴。前者既可以降低供应压力又有利于优化当前粮食生产和未来土地生产潜力的关系；后者则可以促进国内粮食生产成本的降低和避免谷物配额外进口的价格逼近“天花板”。